李欣 环南海地区历史地理研究初探

时间:2021-09-14

  :本文通过对环南海地区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和历史文化地理五个方面的梳理,基本廓清了环南海地区地缘环境的自然基础、政治关系的基本模式、经贸交通的历史面貌、军事互动的早期雏形和文化交流的区域特征。本文认为,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在环南海地区这一自然封闭系统中,作为地区重要大国的中国与环南海周边国家建立了长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联系,基本实现了南海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繁荣。

  关键词:环南海地区;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地理军事地理;地理文化地理

  本文使用的“环南海地区”,是指在我国东南方向,位于北纬23°27至南纬3°00′、东经99°10′至122°10′之间的陆地和海洋空间。在地理形态上,环南海地区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位于北部大陆板块东南部的广大陆地和沿海及海上岛屿,主要由我国广西、广东、福建和海南岛、台湾岛及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组成;二是位于东部的一系列自东北向西南走向的海上岛屿,具体从东部菲律宾的吕宋岛、民都洛岛和巴拉望岛,至南部马来西亚的沙巴与沙捞越州、文莱、印尼的纳士纳群岛和新加坡,延伸至马来西亚东海岸;三是位于西部的亚洲大陆东缘的中南半岛,经由泰国湾、泰国和柬埔寨,沿越南海岸至北部湾。

  环南海地区由10个国家和地区构成,按顺时针方向分布,分别是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柬埔寨和越南。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领土总面积约1321.1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0%;人口19.7亿,超过世界人口总量的1/4;2016年地区GDP总量14.58万亿美元,占比已接近世界GDP总量的1/5(具体数据详见表1)。可以说,当代环南海地区无论从领土面积、人口总量还是从GDP总量上看,都可视为全球经济区域生态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数据来源:《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附录2国际社会主要经济指标;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数据。

  今日的卓越表现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虽然至今仍有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当下的东亚体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后殖民时代才开始生发并完全形成的,但实际上,作为东亚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环南海地区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一个自成一体的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体系。在这一自然封闭系统中,地区大国中国与环南海周边国家建立起长期联系,基本实现了南海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繁荣。

  本文正是希冀从历史地理的研究视角,对环南海地区的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和历史文化地理五个方面进梳理,再现古代环南海地区经济发达、政治和谐、安全共享和文化繁荣的一派生机景象,并为当代环南海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提供启示。

  在地质形态上,南海及其围区由属欧亚板块的华南、印支及缅泰马三个微板块和属菲律宾海板块的菲律宾岛弧带组成。[1]与地理区位结合,这两大地质形态又可分为北部、西部和东南部三个组成部分。

  环南海地区的北部即我国岭南地区,由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等五岭共同构成,成为岭南地区与我国内陆之间的天然地理屏障。这一地区的最大河流是珠江,它由西江、东江及珠江三角洲网河水系组成,从虎门、蕉门、洪奇沥、横门、磨刀门、鸡啼门、虎跳门、崖门八处流入南海;其他入海的河流还有大小不一的韩江、榕江、漠阳江、鉴江、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南流江、大风江等。它们所经河流腹地纵深广阔,连接华南大部分省区,使大量冲积物沉积于河口和沿岸地区,形成大面积河口三角洲(如珠江三角洲、韩江三角洲、漠阳江三角洲等)和滩涂。[2]因此,在地质上,我国华南大陆与南海北部大陆架地质构造、沉积物源和地形地貌特征密切相关[3],成为我国岭南地区城市发展和人口集聚的地理基础。此外,这里拥有较长的海岸线和较早开放的港口,成为沟通海陆的重要通道,在古代中国对外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南半岛在地理位置上位于中国与南亚次大陆之间,其东临南中国海,西接孟加拉湾、安达曼海和马六甲海峡,古往今来均是太平洋与印度洋间重要的交通要道。中南半岛面积约占东南亚地区总面积的46%,海岸线绵延千里,并有许多重要的港湾。在地形上,中南半岛北高南低,其间多高原和山地,在地势上逐渐降低且向海倾斜。半岛之上的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湄南河、湄公河、红河顺势自北向南注入南海。

  环南海地区东南部是由我国台湾岛、菲律宾群岛、加里曼丹岛和马来半岛共同构成的岛链区。这些岛屿在地形上多以山地为主,将南海东部一侧与太平洋分隔开来,其间有大小河流四散注入大海。

  从整体上看,环南海地区的北部岭南地区、西部中南半岛地区和东南部岛链区在地形地势上共同构成了一个向位于中央的南海倾斜汇聚的基本态势,四方河流顺势入海,并将南海环抱其中,形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自然封闭系统。这样一来,南海就形成了一个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半封闭菱形海域,它东西长1380公里,南北约2380公里,总面积约350X104平方公里,平均海深1212米,最大深度5559米。海中分布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等四大岛群,分布范围南北宽1800公里,东西距900公里,共有岛、礁、沙、滩等270多座。

  环南海周边基本上属于热带季风气候,自然条件优厚,物产丰富。该区主要植被类型为热带季风林、泥炭林、海岸植被和红树林等,盛产热带水果和香料。周边岛国丰富的木材资源尤其适于造船,为岛民往来南海提供了最初级的交通工具。[4]同时,环南海岛国大多矿产资源丰富,泰国、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是世界上锡矿储量最大的地区,并同时富藏铁、铜、铅、锌和铝等,这些都成为它们与古代中国进行朝贡贸易的重要商品来源。当然,环南海地区的岛国商船也利用其作为中转站的地缘优势,把从中国获得的货物如丝绸等转运到印度等国出售,赚取中间利润。

  有关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早期研究起源于西方。1910年,退休的美国驻中国海关官员马士出版《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首次描述了清朝政府在对外交往中遵循的“贡赋”制度和朝贡礼仪。[5]1936年,深受马士影响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其博士论文中再次聚焦古代中国国际关系,继承并发扬了朝贡制度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和东亚国际秩序召开了两次意义深远的学术会议,会后组织出版了题为《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的论文集。[6]到80年代,日本学者滨下武志从经济和贸易视角丰富了朝贡制度的内涵,并将其从中国对外交往模式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从而使之发展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国际秩序类型。他提出,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朝贡贸易关系中形成的,这种关系是历史上形成的连接亚洲各国各地区内在的纽带。[7]

  朝贡制度作为中国封建王朝开展与外国官方关系的基本模式,正式形成于汉代。就环南海地区而言,则一般追溯至中国西汉时期。据《史记》记载,南越王赵佗,本为秦朝南海郡龙川县令,后趁秦末之乱而自立为南越王。刘邦“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 [8]。《汉书》中也记载,高祖“使陆贾即授蜜缓,它(佗)稽首称臣”。[9]此时,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汉王朝将朝贡制度视为怀柔远人、稳固边疆的基础。汉朝于交趾设立郡县之后,交趾向中央政府的朝贡,渐有固定的贡道可循,史称“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 [10]

  至东汉,朝贡制度施用的地缘范围扩大了,对外封赏已由匈奴、西域扩至日本、东南亚海岛、南亚等地。据《东观汉记》记载,“叶调国王遣使师会诣阙贡献,以师会为汉归义叶调邑君,赐其君紫绶,及掸国王雍由调亦赐金印紫绶”。其中,“叶调”即是印尼的爪哇,它很可能是第一个与中国通使的东南亚岛国。[11]三国时代,交趾与孙吴政权之间一直维持朝贡关系。到两晋南北朝时期,遣使来华的南亚、东南亚国家较之以往又有所增加,其中尤以扶南[12]朝贡最为频繁。[13]

  唐朝是中国封建帝国发展的鼎盛时期,国力雄厚,四夷宾服。这一时期国外朝贡范围不断扩大,朝贡制度日趋成熟,逐渐形成了以大唐为中心,以远东和东南亚为外围的“中华文化圈”。这其中,来华朝贡的东南亚国家比前代大大增加,有环王(又称占城)、真腊、堕罗钵底、哥罗舍分、盘盘、骠国、弥臣、陀桓、单单、多摩苌、堕婆登、室利佛逝、殊奈、占卑、三佛齐、诃陵、甘卑、甘堂、多蔑、婆罗、婆利、制物、勃泥(又作浡泥)等二十余国。[14]

  宋代特别是南宋以后,伴随中国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岭南地区迅速发展,这一方面在客观上便利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环南海国家间的交通往来,另一方面也促使宋王朝形成了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到元朝时,其统治阶层虽崛起于内陆,却对发展海上关系持更加开放的心态,自初期即频频遣使出访东南岛国招徕朝贡。当然,元朝也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尚武的时期,如果海外国家拒绝接受元朝的上国地位或有意挑衅,元朝统治者会坚决予以惩罚和还击。元朝初年,就曾发兵攻打安南、占城、缅甸、八百媳妇(今泰国清迈周边)和爪哇。[15]

  明朝是中国古代朝贡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首先,明太祖朱元璋以“祖训”的形式将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彭亨、百花、室利佛逝、浡泥等环南海国列入“十五不征诸夷国”。在此基础上,他还希望通过朝贡关系发挥大明王朝对海外藩国的影响,提升海外藩国对中国的向心力。在与桂彦良讨论“驭夷狄”之道时,朱元璋说:

  夫驭夷狄之道,守备为先,征伐次之,开边畔,贪小利,斯为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以德怀之,以威服之,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此为最上者。若汉武之穷兵黩武,徒耗中国而无益;隋炀之伐高丽,而中国起蠡。以唐太宗之明智,后亦悔伐高丽之非。是皆可以为鉴,非守在四夷之道也。[16]

  如果说明太祖设想的朝贡体系是内敛型的,那么明成祖的设想则具有明显的扩张性。实际上,朱棣一直都在尝试建立一个符合正统礼制的更加盛大的朝贡体系。他一方面将军事威慑与外交手段相结合,派遣郑和出使南洋和西洋诸国,将大明王朝的政治威望和经济资源投射到几乎整个南海乃至印度洋国家;另一方面通过政策优待与财政资助等方式,对海外诸国来华朝贡给予前所未有的实质性支持。据统计,单单永乐一朝即有46个国家和地区239次由海路前来朝贡,其中浡泥、[17]满剌加、[18]、苏禄、[19]古麻剌朗[20]等4国11位国王来过中国。[21]学者王赓武曾将明朝时期中国与环南海七个主要国家之间互派使节的频次进行了总结(见表2),可见那时中外交往之频繁。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藩属国不仅自己积极加入朝贡体系与中国各代王朝进行官方往来,还效仿中华体系的对外交往模式,以朝贡制度为范本与其各自周边弱小部落和国家展开交往,充分表现出其对朝贡制度的政治认同。例如,越南历代王朝就按照朝贡制度在周边其建立起区域秩序的“亚体系”。安南独立建国后,对中国各王朝称臣纳贡。阮朝鼎盛时曾对外称,“缅甸附边则却之,万象有难则救之,多汉、南掌、火舍,慕爱义来臣,勉之以保境安民。至于洋外诸夷,如英吉利、富浪沙,于清、暹罗所傲视者,亦皆闻风而臣服” 。[22]可以说,处于中国周边且自成体系的卫星朝贡关系不止一个,因此形成了既有包容关系又有竞争关系的立体复杂的地缘圈。[23]

  正如史学家许倬云所言,几千年来,所谓“天下”,并不是中国自以为“世界只有如此大”,而是以为,光天化日之下,只有同一人文的伦理秩序。中国自以为是这一文明的首善之区,于是“天下”就是一个无远弗近的同心圆,一层一层地开化,推向未开化。[24]中国作为这一同心圆的核心,以周边国家作为同心圆体系的外层,而这些外层国家又在各自影响范围内建构以其自身为中心的一个个小的同心圆,如此共同构成了整个环南海地区以朝贡制度为政治基础的“天下秩序”。

  朝贡关系不仅是一种政治关系,同时也是一种经济和贸易关系。元鼎六年,汉平南越,汉朝开始拥有直接通往南海诸国的最便捷的海上通道。汉武帝派使者前往南海地区进行官方贸易,最远到达了今天的斯里兰卡,标志着联结东西方世界的海洋航路的初步对接。其中,越南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联系更为密切,其著名港口城市会安自开埠就是中国商人与东南亚贸易的跳板和基地,中国商品由此不断运往广南,[25]并转销到其他国家。[26]汉代还在濒海港口设立了“海关”。据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在今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县,“汉置左右候官,在县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27]

  唐代是实现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历史时期。唐朝政府秉持开明的对外政策,吸引外国使者与商人来华朝拜与贸易,东南部地区商业出现空前繁荣。其中,交州[1]成为中国四条陆上交通线中的南线终点站。在交州境内,建成了以宋平为中心的水陆路交通网,通往各州和县治,还开辟了大路向北直达云南晋宁,向南从驩州越过横山前往林邑,越过务温隘口(在今越南河静)通向真腊(今柬埔寨)和文单(今老挝万象)。[28]南海航道的开通也在环南海地区经济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广州、泉州、明州与扬州在唐代即成为国际贸易转运港,蕃舶远通南洋,并经南海岛屿和马来半岛南端,进入印度洋。远洋航路的开拓一方面与伊斯兰世界形成交通联系,另一方面可以直达红海,甚至远及非洲沿岸。[29]

  两宋时期,中国第一次提出“开洋裕国”国策,中国海洋文明进入全速发展阶段。[30]宋太宗曾派遣宦官分赴南海各地,一方面购买香料、犀角、象牙等物,另一方面招徕朝贡和从事贸易。[31]南宋偏安于东南,迫使统治者更加有意发展东南海外贸易,使市舶收入成为其重要财政收入;同时着力改善海洋基础设施,疏浚运河,修建港口,建造灯塔,等等。元代东南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一度十分活跃,特别是在福建泉州,各国朝贡使节往来频繁。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朝政府“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十五,站置船五艘,水军二百,专运蕃夷贡物及商贩奇货”。[32]

  明代海禁政策严禁普通百姓私自出海与外国进行贸易,但留下一个被严格限制在朝贡体系之内的官方贸易通道,即洪武三年(1370)设立的宁波、泉州和广州的三个市舶司。虽然此后一段时期它们被一度关闭,但在永乐元年(1403)得以重新开放,并在三个市舶司的所在地设置了供外国使节休整、贸易的宾馆。[33]同时,官方组织的贸易船队六下西洋,带动了对环南海地区的贸易需求,成为东南亚“贸易时代”的起点。

  当然,除官办的朝贡贸易外,环南海地区还存在着一个运行良好的民间经贸网络。当中国经济繁荣或贸易政策宽松的时候,对南海地区货物贸易的需求会急剧上升。按照法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弗朗索瓦•吉普鲁的研究,中国很早就与室利佛逝[34]王国建立了贸易关系,中国商人活跃于马来世界,将室利佛逝作为其中转贸易的主要停靠站之一。[35]到8~9世纪,中国唐代时期的环南海贸易带动了室利佛逝的崛起。在13世纪,宋代海上贸易及欧洲对东方奢侈品需求的增加又促成了满者伯夷(即今雅加达)的繁荣。

  大米贸易是环南海地区经济中的重要代表。中国南部沿海与东南亚地区最早的稻米贸易始于宋代,即从占城(今越南西贡)运往中国福建。[36]到清代时,是以暹罗(今泰国)向中国输出的大米数量最多,而且中国商人逐渐控制了这一地区的大米贸易。

  就在哥伦布美洲探险后不久,两个伟大文明中具有创业精神的一些人在东南亚相聚了,开始了在世界贸易中的联手经营。[37]1571年,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建立了一个贸易要塞,到16世纪后期,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的中转港:从福建厦门出发的中国帆船满载丝绸、瓷器前来交换墨西哥的白银。[38]随着中国对树脂、香料等商品需求的不断增加,中国人主导了东南亚的海上贸易网络,并长期保持优势地位。一直到18世纪末以前,中国商人的海上经济活动几乎未给欧洲人介入这种贸易留下多少获利空间。1680-1703年,到达巴达维亚(即今雅加达)的船只多达1200艘,其中大多数来自中国浙江(宁波)、福建(厦门)和广东(广州)。[39]不断增强的经济融合一方面促使陆上王朝渐近走向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也带动了东亚甚至亚洲经济圈的发展,使东方世界开始向全球化的经济网络迈进。

  可以说,由于大洋航路的开通,来自美洲大陆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同时随着瓷器、棉帛外销中东与欧洲数量的增加,中国南方经济持续繁荣,更加带动了整个环南海地区贸易的繁荣。

  古代环南海地区军事秩序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朝贡制度下的中国与环南海周边国家之间的军事安全关系,具体讲就是中国为周边小国提供安全保障,小国在中国的地区防御安全体系中扮演“缓冲国”的角色;二是中国为维护南海航行安全,特别是保障朝贡贸易的海上秩序,所采取的巡海、镇倭等海上军事行动。

  中国自古就有“天子守在四裔”的国防战略思想。所谓“古来敌国外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裔而守边境,则已无及矣;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及矣”。吸引周边国家建立自身体系,正是“守四裔”思想的实际体现,其意义接近现代国际关系中的“缓冲国”。清朝乾隆皇帝赠邻国的题字称安南为“南交屏翰”,暹罗为“炎服屏藩”,道出了这些藩属国的地缘价值所在。特别是在西方国家陆续进入环南海地区,并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关系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中国与暹罗的关系是朝贡体系下中国与环南海国家安全关系的重要典范。根据汪晖的研究,早在明正德时期,每年即有上百艘中国商船到暹罗运送货物,五万华人常驻此地,并与外国商人互市。同时,中国与暹罗之间也维持了良好的官方朝贡关系。及至清朝时期,法国对安南和英国对缅甸的控制威胁了中国的安全,而暹罗恰恰与安南、缅甸相接。因此,清政府先后于乾隆和嘉庆年间册封暹罗,旨在加强双方的安全联系,从而起到西制缅甸、东制越南的效用。当然,后来的历史表明,当欧洲国家利用军事和政治力量保护自己在南海周边的商业利益的时候,清朝却专注于西北事务,放弃了保护南洋地区的中国商人和华裔居民的责任。汪晖指出,近代中国朝贡体系的紊乱是区域内部贸易、西方入侵、朝廷政策失误主动放弃责任等多重因素促成的结果。[40]

  中越安全关系同样经历过这样一种变迁过程。1802年,安南南方后黎朝权臣阮福映北伐得胜并称帝后,随即遣使向清朝朝贡并请改定国名。清朝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并定其国号为“越南”。从此,清朝与阮朝间建立起政治上的封贡关系。清同治(1862~1874)初期,广西天地会余党进入越南活动,清朝政府派兵进入越南,两军合作共同应对。这时,法国借阮福映曾寻求其支持之名,一方面在越南南圻加紧扩张,另一方面在北圻为红河通航权与越南交战,并迫使后者签订《和平同盟条约》,其中一条即明确规定越南不可“遵服他国”。但这时,越南对清政府仍坚持恪守藩臣之礼。至光绪四年(1878),清政府还曾与法国就越南的中国属国地位问题展开交涉,并曾派兵援越抗法。但随着法越间的战事深入,清政府最终与法国签订《中法越南条约》,承认了越南接受法国保护。[41]

  除建立较为长期的军事关系外,在环南海地区享有区域领导权的中国军队也曾多次采取军事行动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郑和1405年首次远航时,即在旧港(今苏门答腊巨港)与海盗陈祖义进行海战,为南海诸国的来华朝贡创造了条件。永乐十三年(1415),郑和水师又与苏门答腊叛臣苏干拉展开海战,并在旧港设立了宣慰使司,在苏门答腊建石城和官长两个舰队中转站,由此加强了在南海地区的长期存在,为整个环南海地区的政治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42]以宣慰使司和中国沿海所驻水师为基础,中国承担起保证南海航道畅通、维持南海诸国朝贡活动的重任。其具体行动包括搭救遭遇海难的诸国使者、打击犯及南海的海盗与倭寇,以及介入、斡旋环南海国家间或其国内的矛盾,从而保证整个环南海地区秩序的稳定。[43]

  当然,以“朝贡和平”为主体的中国古代外交战略,始终是以成本为导向的,但这并不排除决战决胜的军事行动,[44] “朝贡和平”与运用武力在这个意义上是殊途同归的。明代的海运贸易量跟现在相比并不大,但由于岛礁众多,航行条件差,航线也相对单一,以海路作为载体的贸易和朝贡关系也就显得更为脆弱,这就必然要求以适当的军事手段保护沟通中外的外交和经贸关系,甚至采取军事行动。因此至迟始于宋代,中国即开始有组织地派遣水师,定期巡视南海海疆。开宝四年(971),宋太祖平定南汉刘伥后,建立巡海水师,巡管南海海面。至明清时期,中国已逐渐形成军事守卫南海的定期巡察制度。明朝政府设立了巡海备倭官和海南卫,清朝政府设立了崖州协水师营,巡视范围亦从西沙群岛逐步扩展到南沙群岛海域。

  另外,朝贡制度还起到了国际合作催化剂的作用,而不是中国单方面地供给公共产品。明朝倭寇肆虐,波及中南半岛东部的安南、占城等国。而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为各国联合抗倭奠定了可行的安全合作的基础。洪武二十年(1387),“福建都指挥使司备海舟百艘,广东倍之,并具器械粮饷,以九月会浙江,侯出占城捕倭夷”。[45]安南陈朝政府也对倭寇做出了回应,陈朝遗臣裴怕耆曾领命带兵“出东海御倭”。[46]因此,朝贡体系既有赖于环南海地区的稳定,同时也为南海各国应对地区性威胁提供了平台,可谓国际反恐、反海盗合作的先驱。而中国作为该体系的核心,堪称环南海地区安全秩序的捍卫者。[47]

  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带来环南海国家和地区间的第一次文化大交流。首先,四通八达的南海海域为不同宗教的流通和传播提供了可能,使环南海地区成为世界主要宗教的重要汇聚区。在环南海国家中,有继承中国儒家文化的越南,有传承印度佛教的泰国、老挝、柬埔寨,有信仰天主教的菲律宾,也有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伊斯兰教约于13世纪开始影响东南亚各国,首先接受伊斯兰教影响的是马来半岛和南洋群岛的国家。而伊斯兰教传教士的角色往往由往返于印度半岛以及阿拉伯半岛和中国的阿拉伯商人扮演。目前所知最早的伊斯兰教社团所在地就是位于南海航道枢纽的苏门答腊,因为当时的阿拉伯商人必须停留在北苏门答腊的港口等待信风,所以便在当地建立了母国的宗教团体。同样,作为南海交通要冲的马六甲海峡也由此“伊斯兰化”。[48]伊斯兰教在以上两个地区的传播都留下了由亚齐、[49]望加锡、淡目等沿海宗教向内地传播的相似轨迹。[50]

  海上文化大交流对我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当属佛教的传入。经由南海到达印度求取真经的唐代高僧义净所著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介绍了公元9世纪佛教在南海诸国的传播和盛行。以南海诸国为交换平台,佛教的交流是双向进行的,既有印度高僧以南海诸国为中介前往中国弘法,也有中国僧人通过海路前往印度求法。[41]比如南印度摩赖耶国僧人金刚智“游师子国,登楞伽山,东行佛誓(今苏门答腊巨港)、裸人(今印度尼西亚尼克巴群岛)等二十余国”,随后到达广州,最后被迎至长安。随着唐朝西北局势恶化,吐藩、大食相继崛起,我国与印度的宗教交流路线最终由“丝绸之路”转到“海上丝绸之路”。[51]

  其次,宗教等精神产品的传播需要相应的载体,人员的流动也恰恰为生产技术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上文提到的唐代义净大师为了抄写佛经,函嘱广州友人寄来纸和笔,可见当时东南亚还不产纸。但是随其后数百年移民的涌入,在东南亚先是汉化程度较高的越南最先学习到印刷术,随后才是东南亚的诸岛国。[52]又如早期通过往来南海商船到达南洋的移民主要从事的还是农业,这就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播,比如明代菲律宾每年都会定期从中国运来许多马和水牛作为畜力;而菲律宾华人移民的精耕技术和工具更让西班牙殖民者大为赞赏。可以说,菲律宾的农业化最初是由中国人而非由西班牙人引导完成的。由于中国代表了当时世界先进的生产力,环南海地区各国人民很早就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模仿中国人,早在宋代赵汝适去浡泥国时便发现“王智服色略仿中国”的现象。[53]

  再次,跨海移民,特别是华人下南洋潮流成为环南海地区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明中叶以后,大批中国商民移殖南洋,促进了中华文明的传播。明朝灭亡后,作为中华帝国的正宗代表,“文化明朝”仍然得到南洋社会的尊重和兼容,有些国家对“明朝中国”和“清朝中国”采取双重承认标准。特别是由于郑和在东南亚威名远扬,“郑和崇拜”在一些地区(主要是华人社区)已经成为中华文化落地生根的异域文化现象。泰国首都阿瑜陀耶、班科库和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都有纪念郑和的三宝(三保)庙。[54]此外,起源于中国的妈祖信仰也随着南海人员往来在东南亚尤其是华人移民聚集的地区迅速传播开来。目前已知新加坡最早的妈祖庙可以追溯到嘉庆十五年(1810)。[55]妈祖信仰随着移民逐渐融入东南亚本土文化,例如1846年泰国宋卡的城隍庙进行重建时即配祀妈祖。[56]同时,随着华南-东南亚经济网络的日益稠密,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的商号、移民和劳动力在欧洲殖民统治下的东南亚广泛扩张。

  滨下武志曾制作了一张有关南海海域的“海洋利用的五层结构” [57]示意图(见图1),反映了古代南海海域圈中海民、陆民和官民之间,在陆地和海上进行政治、贸易、文化交流的基本层次。

  站在多数西方研究者的角度,如今的东亚体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生发并最终形成的,这种线性的历史脉络不过是西欧国际关系史在东亚的复现而已。因此许多西方学者认识东亚、研究东亚的时候,往往习以为常地将源于欧洲历史经验的概念和模型直接套用在东亚国家身上。[58]事实上,由于中国这个极具向心力的地区大国的存在,整合的东亚大陆与破碎的西欧大陆间的地缘结构差异非常明显。而作为东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南海地区可以说是东亚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典型。通过“天下秩序”的观念建构和朝贡体系的制度建构,中国与环南海周边国家间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关系,基本实现了南海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繁荣。

  两千年后,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深度发展的今天,东亚地区基本地缘关系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探索环南海地区区域发展的历史进程,正是希冀以借古喻今的方式从历史经验中获得启发。当前,环南海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同样需要建立在政治认同、经济依存、文化吸引和安全协同共享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对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国家实力日益提升的当代中国而言,为地区发展输入不竭动力、以自身“硬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已自不待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确保硬实力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对地区内国家的“文明吸引”。从中华文明体系的历史中挖掘真知,探索中国环南海地区秩序建构的理论与话语工作还有很多,本文的探讨仅仅是一个开始。